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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对抗HIV/AIDS,非政府组织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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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邮报 - 2009122日 - Sara Davis


但是 很多政府都没有利用非政府组织的经验,宁愿将他们看作为威胁而非潜在的同盟。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非政府组织在对抗HIV/AIDS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尽管许多世界领导人都公开承诺过,可是艾滋病非政府组织在现实中还是面临很多障碍。在柬埔寨,一项新的法律提案可能会让这些组织更加难以工作。非政府组织需要管控,但是不是那种让他们陷入繁琐的官僚主义、将他们赶入地下的那种管控----就像在亚洲其他地区可能要发生的一样。

柬埔寨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艾滋危机。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该国有123,10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正在接受治疗的不到13,000人。柬埔寨迫切需要加大对抗该传染病的力度。

非政府组织为什么这么重要?答案与艾滋病其本身的特性相关。艾滋病毒在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群中传播最快,即毒品使用者、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群。要接触这些人,向他们传播接受HIV预防知识和治疗,我们需要那些由群众管理、为群众服务的社区组织。因为那些艾滋病毒最易感人群中部分人都在从事非法活动,也因为围绕这一传染病的强烈污名使得他们不愿意参加政府的援助项目。而小型的、站在艾滋病和减害第一线的非政府组织却拥有这些人的信任,因此是接触他们的最好方式,即使不是唯一的方式。

今年,柬埔寨政府对全球恐怖主义表示担心,因此宣布通过一项新的非政府组织法案。总理洪森已经称之为三大主要法规之一,另外两项分别是一项新的刑法案和一项反腐败法案。然后该法案的内容却不得而知,在起草该法案的过程中也没有咨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根据过去传阅的提案来看,柬埔寨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们非常担心新法会限制非政府组织,就像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

到目前为止,柬埔寨始终是东南亚大陆少数几个宣称拥有一个活跃健康的非政府组织成分的国家之一,有2,200个非政府组织和协会。非政府组织在缅甸、老挝和中国受到严重限制,严格的政府管制阻碍了艾滋病应对的发展。

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间涌现出几十个对抗HIV/AIDS的基层非政府组织,然而法律的限制使其中大部分无法注册成为非政府组织,而只能注册成为商业公司,因此不得不赋税,在一个半合法的灰色地带生存。中国艾滋病非政府组织受到当局的紧密监控和骚扰,使他们难以接触公众。艾滋病活动者胡佳和旺堆因为他们的社会活动而被判牢刑。农村上访者被逮捕起来,投入秘密的"黑监狱"。根据中国艾滋病活动者和医生的估计,因为国家因对艾滋病行动迟缓而造成几百万人感染艾滋病。

在越南,由于法律的限制,只有经过政府批准的"社团组织"才能注册。艾滋病毒感染人群的支持性组织不能注册,因此也不能接受国际资助。毒品使用者和性工作者根本不能成立非政府组织,也因此无法动员起来,接触到那些最易受感人群。

缅甸可能是这块陆地上限制最严重的国家。在这里,非政府组织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就绝不可能注册。

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非政府组织不能接受资助;他们的负责人面临被捕的危险。最近,缅甸政府宣布,要求政府工作小组监管所有小型、非正式的艾滋病毒感染人群支持组织----这一措施必然会限制后者的发展。艾滋病活动者Than Naing因其社会活动被判终身监禁。所有这些限制性措施是导致缅甸艾滋病传播速度急剧上升的部分原因。

在中国、越南和缅甸,非政府组织募集的基金可能要通过政府部门,而后者常常会想办法扣留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而不是将它交给急切需要它的组织。对网站和出版物的监管也使得向公众宣传基本的救生艾滋病知识变得很困难。

柬埔寨是活跃的民权组织和一些领先的艾滋病和减害组织的基地。柬埔寨非政府组织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些在对抗艾滋病和政策上获得成功的组织的操作方法。他们拥有非常宝贵的直接经验,可以充实政策和法律。但是很多政府官员并没有能够将他们自己的非政府组织看作是可以咨询的资源,而是将他们看作是潜在的威胁。柬埔寨能够通过培养国内民间社团、在建立管理其法案上咨询柬埔寨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在亚洲显示其领导力,减少艾滋病传播。


Sara Davis是亚洲促进会的执行董事。她的另一篇新报道"亚洲艾滋病非政府组织受到的限制"发表在www.aisacataly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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